众多同性恋者愿意参加防病工作，并自发进行同伴教育。无保护性行为比例下降

　　张北川以“中国针对同性恋群体艾滋病干预走出的积极一步”来评价重庆的同性恋酒吧防艾工程，张是青岛医学院教授，曾获“马丁奖”，这是对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进行褒扬的国际最高奖。

　　张北川对一些地方的同性恋酒吧做过周密调查，他的调查结论是“在我国，男同性恋人群相当活跃”。张说，在很多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出现了同性恋酒吧。同性卖淫现象也有存在。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办公室刘惠和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刘英，也曾在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资助下，与美国加州大学艾滋病中心崔京姬博士合作，对480余名男同性恋者进行了访谈。

　　“访谈结果显示，在城市及县城，只要是稍开放的地区，几乎都有以酒吧、浴室、公厕等为中心的同性恋活动场所存在。”刘惠说，“这些人的无保护插入性性行为普遍存在”。

　　“这些现象，其实圈内很普遍。”重庆市TT酒吧的常客冯德良(化名)告诉记者，他圈内的朋友都很随便，极少有人随身携带安全套。

　　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银河调查发现，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约1／3已婚，未婚者中大部分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准备结婚或可能结婚，同时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

　　“如果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很快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男性人群。”张北川对此忧心忡忡。

　　值得庆幸的是，自1991年始，我国卫生部门便对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进行干预。

　　时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的陈秉中教授，是这一“干预”课题的负责人。陈教授称，这一研究课题1993年中止，此后他对这一课题仍多有涉及。

　　民间个人和组织在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干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在北京、青岛、成都等10余个大中城市，已有男同性恋者自发组织成立“同志热线”，他们在中国—欧盟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办公室或张北川的指导和经济支持下，开展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性病干预。

　　据张北川和他的专家组成员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开展艾滋病干预后，同性恋群体中24·６%减少了同性性伴的数量(另外68·４%同性恋者以往性伴很少或有固定伴侣)，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者中67·９%减少了此种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明显增多，有11·５%的人在插入性性行为中每次使用(1998年调查中仅占约0·５%)，由不用到开始用者为63·７%，使用次数增加者占23·５%。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性病办公室刘惠称，展开“干预”系统的城市中，同性恋群体对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采取欢迎、支持、配合的态度，在京、津、鲁、苏、皖、辽、黑等许多省份，众多同性恋志愿者愿意参加防病工作，并自发进行同伴教育。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对这一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虽然卫生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以近期忙于非典防治为由，婉拒了记者关于“同性恋酒吧出现安全套发放机”的采访，但他同时告诉记者，“3年前，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对待同性恋者，我们要‘关心、服务、支持’。在对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做得最好的两个地方———四川和云南，国家拨款为同性恋者发放安全套”。

　　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司办公室有关人士称，他们此前并不知道重庆计生人员率先在同性恋酒吧安装安全套发放机一事。不过这位人士说，在国务院下属的“艾滋病预防协调办公室”里，国家计生委也是机构成员之一，“我们正通过计划生育的生殖健康网络，来全力干预所有人群的艾滋病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