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朋友称为“野驴”的人叫夏星，职业导游。从上初中开始便喜欢一个人去野外野跑。第一次的野营带着自己用被单手工缝制的帐篷，半夜被雨水浇醒。初中二年级时第一次骑车远足，只身一人从北京到山东泰山骑行往返。1989年购买了自己第一辆汽车———北京212轻型越野车，开始驾车旅行，起网名“吉普车”。他选择的职业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但是当导游所去的地方又完全不如自己自费出游的地方多。

　　《路过西藏》是夏星自己和朋友历时两个月驾车西藏之后写出的，其中不仅是西藏游记，更有他周游大江南北之后的人生感言。“野”在行，而“修”于心。———编者的话

　　回到北京便一头扎进工作当中，旅行社的团队要接，几家旅游学校的课程要讲，直到“非典”到来，沉重打击了北京的旅游业，每日赋闲在家，一边陪着女儿上“空中课堂”，一边重温西藏，梳理思维，于是诞生了这堆文字。

　　从西藏回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内心都无法平静。有人说凡是去过西藏的人都会有一种后遗症：跟别人聊天，无论聊什么最终都能把主题引到西藏上去。我想这就是西藏魅力之所在。西藏的景色或许更能吸引人，但我的注意力始终都在寻求感受上。我对单纯地看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更不愿意单纯用一堆形容词描写景物，华丽的辞藻堆砌出来的游记多半只能盛行一时。学生时代老师就教育我们写游记一定要有灵魂，灵魂就是思想，所以我很愿意在旅行的时候寻求感受，这一点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就能体现。不过并不是什么完整的思想，而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联想，不着边际，海阔天空。

　　西藏旅行的时候，我在汽车上弄了个“最后的圣地———采访组”的字样，一方面是为了旅途的顺利，期望借助它能消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最主要的还是潜意识里对西藏的判断。我开始很想能以《最后的圣地》作为这本日记的名称，但朋友劝我那题目给人以沉重感，应尽量避免。后来曾应邀去公益讲座讲西藏，一位听众说你既然把去西藏旅行看得那么轻松，干脆叫《狗也能去西藏》得了。事实上我有点喜欢这个名字，诙谐中包含着对西藏旅行的看法。现在太多的书籍报刊电视都在聊西藏，遗憾的是大都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某种夸张，夸大了西藏旅行的难度，使很多人望而却步，犹豫不前。我固执地认为西藏旅行没什么了不起的，任何人都能去，只要你确实想去的话，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城市里的游客通常会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看待乡村，并经常施予廉价、片面的同情和感慨。实际上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快乐。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二极，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自认为生活条件优越的人们，照样有他们自己的烦恼；自认为大城市代表着时尚，可随之而来的就是交通拥挤、空气浑浊、竞争激烈，人们不得不勾心斗角，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生存、避免失业。

　　从东到西贯穿藏区，我看到了一片纯洁的土地，纯洁的地方造就了淳朴的藏人，造就了欢乐、纯真、无邪的藏民族。我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终将会失去一些原有的东西，比如拉萨街头就已和10年前判若两地，其间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使我做出了“真正的西藏在拉萨以外”的判断，就如同真正的内蒙古不在呼和浩特，真正的新疆不在乌鲁木齐一样。比起维修之前的北京三环路，更为平坦的青藏公路上锣鼓喧天，一条铁路正在它的身边蔓延，火车开进拉萨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我想我只能默默地为藏人们祈祷，祝福他们能永远保持他们特有的宽宏、纯真与快乐。

　　旅行社的业务艰难缓慢地恢复着，终将有一天，我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上，一如既往地陪着那些快乐的游客去游山玩水，不过我确实很想再做一次这样的旅行，比如唐蕃古道，比如南北新疆，比如外蒙古，什么时候能实现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眼下连2020车都没了，实在养不起，只好转让了。

　　感谢燕山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编辑马明仁老师，没有师长们的鼎力支持，这堆文字是不大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感谢每一位购买并看了这本书的读者，如果说我这些自由自在的文字还能一读的话，对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