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登山大队在山下的龙旺边村（海拔2800米）集合出发。纳西族的妇女们为我们跳起了“啊哩哩”舞，歌词很简单，就那么几句，大意是“来吧，来跳舞吧”，虽然就站在她们中间，但歌声却如同从山谷间蜿蜒传来，不由得使人悠然远望。

　　给我翻译歌词的杨士明说自己30岁了，是回族人，要我给他拍张照片找媳妇用。他安慰我说哈巴很好爬，昨天他找牛就去过大本营那边，用不了多久（可是后来，上午出发的队伍，吃晚饭的时候大本营还没接收完毕）。2天后，我们东线第二组从大本营出发登顶，在媒体朋友的镜头和欢呼中出发的时候，身后一位老乡帮我把背包上肩，我回头，杨士明在对着我笑——原来他是协作人员。

　　杨士明们组成的老乡队伍，主要负责运送物资、搭建营地、提供膳食。他们大多穿双球鞋，而不是防水防滑的登山靴，也不会像我一样穿着68元一双的透气保暖袜，更不要说雪套、雪镜等等专业用具，但是在上山下山的路上，他们经常背着背包，胳膊上还夹着水壶冰镐——当然，那都是快走不动了的队员的装备。从突击营把装备背下大本营，每次大概是80元，从大本营到山下，要30元。牵着牲口，背着我们同伴装备的老乡看见我们，都会微笑着说：辛苦了，快到了。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他们的笑意中挂着善意的嘲讽，或许是我多疑，但这样纯真又讽刺的眼神，让我作为一样来自城市，一样武装到牙齿，一样不断感到无法承受的肉体痛苦的群体一员，感到心虚，我想我能从大本营到山顶再下来，始终坚持自己背包，更多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自我考验（当然有许多采访设备的记者是迫不得已）。

　　领队金飞豹大声说：“老乡不是牲口。”在大本营那顶被当作会议室的大帐篷里，他再次声明登山大会规定，绝对不容许让老乡代背个人装备，否则按自动退出处理。帐篷内一下安静下来，只听见雨点打击着篷布，风从窗户外呼呼刮过。有人抬头，头灯的光柱从人群中扫过，有的尴尬，更多的是面无表情。这些从都市来的人们啊。

　　在一本名为《犹豫的时刻》的描写登山的书中，作者说，攀登的魅力之一在于“对人际关系的简化、对友谊的减弱和对合作的增强”。

　　在山上，一个人的全部物品，一只75升的背包就全部容纳，留在山外的那些动产、不动产，和你再无关系；大部分时间，手机没有信号，你能够联系到的、能够帮助你的，就是你的双眼可看到的这群人。帐篷里，睡袋紧挨着睡袋，不到一米宽的垫子，哪怕邻居的小腿挪动一下，都可能要弄醒你听上好一阵风雨声。危险陡峭的路段，上面的队员要是雪镐失手，下面就会有人遭殃。

　　但在哈巴山上，这次被一些人称为“豪华登山扫盲班”的登山中，“简化”、“减弱”是每个人的“私事”，“合作的增强”却是由国家登山队来完成。他们设置路标，在危险路段埋好绳索，教我们使用专业设备，我们要做的，就是背着自己的装备，一路往上。

　　景阳是我所在的东线小组的高山指导，刚刚从大本营出发没多久，他就用自己的小包换过了一名女队友的大背包。在山下的交谈中，看得出这名女队友对自己丰富野外经验的骄傲，和对我们这些“菜鸟”的轻蔑，但在换包的时候，明明体力还没开始大量被消耗，但我没听到她说一句推辞的话。

　　突击营地，刚刚缓过口人气来的我们忙着加衣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汗湿，身体停止了动作，很容易受凉，在雪山上，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之一。景阳手忙脚乱地先帮我们点上了火，烤起了火腿肉，那名女队友开了腔：“我要睡中间。”她甚至连理由都没说一句，就这样直楞楞地要求我们。

　　最为离谱的是我和另外一名队友从山顶刚刚走下一个山坡，就再次遇到了她，我也再一次被破坏了雪山上的心情。她问了一句“上去了吗”，下一句就成了命令：“到突击营帮我把睡垫收了捆好。”

　　再经过几个几乎是奄奄一息的，还在像一小时以前的我一样向上挣扎的队友，接受过他们轻击一掌——不是没礼貌，而是没有力气——的祝贺，我坐在雪上，抬起绑着冰爪的脚，往下急速地滑去。

　　新雪足足有一尺多厚，松软舒适，刚才近乎死亡的疲累，在滑行中得到一丝松弛，心情终于越来越好，雪山上所有的不快，全部被我远远抛了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