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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流传的一种女性文字。它是妇女创造、妇女使用、写妇女生活的特殊文字。它记录的是当地的一种土话，形体呈斜长的菱形框架，风格飘逸、舒展。女书是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音节表示一组同音不同意义的语词。八十年代女书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关于女书的时代和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甲骨文时代的文字，与甲骨文有密切的关系，是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字。还有人说它直接继承了史前刻划符号，由原始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这些“难以捉摸的玄想”，妨碍了对女书进行科学的研究。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宫哲兵教授认为，女书决非甲骨文时代的文字。
围绕一种文字，往往会流传关于这种文字造字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大体上反映这种文字的时代。例如汉字传说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这反映了汉字发生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流传三种说法。
1． 女妃造字
不知什么朝代，江永县一美女被选进皇宫。她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托人带回自己的家乡。她转告家乡的结拜姐妹，要用土话去读字。有人认为宋钦宗时代江永荆田村的才女胡玉秀即这位女妃，但胡玉秀并未入选皇宫。
2． 盘巧造字
很久以前，上江圩乡桐口村有一个姑娘叫盘巧，她最会唱歌，擅长女红，喜欢结交姐妹。有一年，盘巧在山上砍柴时被道州官府的猎队抓走，关在道州城关。亲人和姐妹不知她的去向，无法营救。盘巧用织花边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的信藏在猎狗身上，传回到家乡。姐妹们用土话读出了这些图案字，看懂了信的内容。亲人们去道州城关救回了盘巧，从此这种图案字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开来。
3． 九斤姑娘造字
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九斤重，大家都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爱唱歌，精通女红，与很多姑娘结老庚。老庚之间感情深，要写信，但大家都不认识汉字，学习汉字也非常难。怎么办？九斤姑娘最聪明，她用姐妹们的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义年华写过一篇女书《要问女书何处来》：“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宫教授认为这三个传说讲的是一件事情。造字者名叫盘巧，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口村人。因一出生重九斤，故外号九斤姑娘。她擅长唱歌、女红与结交姐妹，她最初用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记录土话的文字，后来大家在使用中又借用了许多汉字。第二个与第三个传说，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一回事。而女妃造字与盘巧造字，在根本点上也是一致的。
女妃与盘巧，家乡是相同的。都是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山岭人，一个住荆田村，一个住桐口村，这两个村子紧挨着，仅隔一条河。她们的经历是相同的，都喜欢唱歌、女红、结交姐妹。都经历了远离家乡、亲人、姐妹的痛苦。她们的造字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纺织、女红图案造字，都要用土话去认字。盘巧造字的可信性大些，而女妃造字的编造性明显，可能是盘巧造字的传说演化成了女妃造字的故事。
那么盘巧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不可能早于唐代，因为桐口村与荆田村均建于宋代。桐口村的主要居民为卢氏，据《卢氏族谱》（木刻本）记载，宋代其祖先由山东曲阜迁来，始建桐口村。元代以后，才有周、刘、盘等其它姓氏杂居其中。荆田村全村为胡氏，据《胡氏族谱》（木刻本）记载，祖先在宋代从山东青州迁来，始建荆田村。由此可见，造字者盘巧（九斤姑娘）或女妃，不可能早于唐代。
从“九斤姑娘”的称呼看，造字者有可能是清代的人。一个姑娘出生时重九斤，人们将她称为九斤姑娘，老了以后称她为九斤老太，这种称谓民俗流行于清代与民国，鲁迅作品中就有九斤老太的称谓。盘巧（九斤姑娘）本是桐口村人，由当代本村的著名女书传人义年华认定她是造字者，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女书作品具有明清口头文学的风格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女书作品中应该有大量的先秦故事与文化。女书由先秦流传至今，也应该反映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与民俗文化。然而事实决非如此。
女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当地妇女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地妇女生活、劳动、爱情与家庭的，如《卢八女》、《杨细细》等。这类作品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清末和民国，清以前的罕见。另一类女书作品，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这些汉字叙事诗绝大多数是流行于明清时代的，说明女书的这一类作品历史并不是非常古老。
女书作品中叙述的人物，大多是明清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物，如玉皇大帝、包公等。玉皇大帝在宋以前称天帝，宋真宗赐于他玉皇大帝的封号，明清时进入通俗文学作品中，普及到了民间。特别是通过《西游记》，使玉皇大帝这个神话人物人人皆知。再如包公，本宋代人，作为文学人物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明清时才广泛流传于民间。
女书作品中所反映的观念，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例如对于女性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先秦、汉唐文学作品中是不突出的。宋明理学开始提倡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清时推广到民间，逐渐登峰造极。又如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进入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明清时代的事。
女书作品的文体几乎全部是七言叙事诗，这种体裁在先秦汉唐是少见的。唐代流行变文，宋代流行说书，把七言叙事诗作为唱词，明清最为盛行。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专家刘守华教授认为：“从文本的形态考察，女书作品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有协调一致的风格，看不出它有更古老的文化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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