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做一件事
赵 牧
14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全部成功登顶以后做什么呢?
对仁那,对仁那的队友,这多少是有些困惑的问题,尤其是随着2004年“野蛮巨峰”K2——乔格里峰的成功登顶,14座宏伟计划的全部实现指日可待的时候。
现在,这个问题对仁那突然不存在了。
2005年5月27日,命运用一种残酷且最出乎意料的方式,夺走了这位杰出登山家的生命。在通往“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喀拉昆仑山脉的途中,一块山崩的滚石终止了他的脚步。
时间让我渐渐从失去好友的悲痛中走出后,我忽然想到了这句话“一生只做一件事”。我对一位好友说,我想再写写仁那,标题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你觉得如何?她说,有本书就是这名字,不过写仁那用这标题也非常贴切。
对仁那来说,最大的运气就是在他的生命旅程中,有了一个值得全力以赴的目标——参与团队方式遍登地球8000米以上的高峰;而最大的遗憾则是他用一生去攀登14座,最终留下了 G1 (迦舒布鲁姆I峰英文缩写)。
图片说明:1988年,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仁那(右)在珠峰南侧大本营
“第一推动力”
我并不讳言在陈述着能慰藉自己,同时希望也能慰藉仁那亲人的理由。人生的意义是需要自己去赋予。
罗申说:“认识仁那他们之前,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纯朴、真诚的人。”这也是我的感受。
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时,罗申是南侧中国队的体能教练,仁那是南侧的队员之一。那年他才22岁,是年龄最小的队员。
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登山活动,就赶上举世关注的双跨珠峰。那次活动三国登山家创造了许多空前的世界纪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1988年那次中日尼三国登山家联合双跨珠峰的活动,仁那和他的大部分队友成为“职业登山家”(即属于国家登山队正式编制中的队员)的机会都将微乎其微。我也就不可能有机会与他们结识。
仁那从进入登山界一开始就注定了要成为主力.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中软杯”全国攀岩比赛中,身高1.83米的仁那夺得个人和双人结组双料冠军。这时, 长达九个月的“双跨珠峰”的集训已经开始,由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去珠峰南侧攀登,为了加强南侧队的力量,加布、仁那、边巴扎西这些有良好登山天赋的小伙子,都被安排到了南侧。北侧则留下了骨干次仁多吉。他们恰恰就是后来14座计划实施的最核心的主力成员。
生活就是这样,当仁那等人被这个“第一推动力”改变了生活轨迹时,他们并不知道人生的重大转折已经到来,相反他们当时却是以极度的伤感告别珠峰。
1988年双跨珠峰预定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突击顶峰的行动被意外中止,除了登顶队员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加布、达琼、洛则这些登山天赋同样极佳却失去冲顶机会的队员都以为该各回个家,重新回牧区当牧民了。
我曾在1989年的长篇纪实《山王---双跨珠朗穆朗玛纪事》(http://club.travel.sohu.com/read_art_sub.php?b=klwx&a=868&allchildnum=6)
里详尽描述过登山史上这段极为曲折的历史,但当时我也无法预测这些登山“临时工”(他们当时的自称),从那以后组建成一支再也没拆散的队伍,终在1993年启动14座计划:用团队方式遍登地球上8000米以上高峰而为国际登山界高度关注。
但攀登14座显然是十分困难的计划,团队的方式则使变数大增。
首先是庞大的经费落实,这就是西藏登山队不得不耗用如此漫长时间的原因,也是参与14座计划的藏队从最初的12人最后缩减到4人的原因。更困难的是,因为是团队方式,它必然要求所有主力成员都能在漫长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想想看这是何等不易。也因为是团队,队员的和谐互助生死与共的友爱精神就更为重要了。
还有,在过去的12年了,几乎没有几家媒体持续详细报道过他们的行动,在炒作盛行的时代,在人生价值几乎被金钱和名气完全异化取代的时代,要完成这样的计划,需要多么强大的热爱和有着一颗怎样的平常心?
所有这一切,都在默默证明着这是个伟大的群体,它本身就是个可遇而不可求,前无古人也无法复制的奇迹。
一生只做一件事。其实直到今天,对大多数职业登山家来说,14座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而要完成这个目标,不但要有超群的登山天赋和机遇(比如经费),还要全力以赴的精神和足够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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