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冯永锋写了本书，叫《拯救云南》。我没有见到这本书，是从《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6月5日发表的对云南迪庆州的“深度”报道的转述中知道的。这话合我的心思。

　　前年秋我去过丽江，觉得那地方还不错，但感到商业味太浓，说是“世界文化遗产”其实有点勉强。去年春去了大理和昆明，大失所望。出大理机场，沿途山峦一片惨红，草木稀疏有如黄土高原；灰头土脸四围乏绿的昆明与我想像中的“春城”简直就不搭界。云南还有版纳等好多著名景点我没去，但是寻访的热情已经没有了。

　　云南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历史的教训当然要吸取。比如说，树木少，是因为战天斗地垦荒（我1965年读初二时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边疆晓歌》，讲昆明知青到西双版纳开荒），是因为农业学大寨造梯田，是因为居民要柴烧……但是，更要紧的是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现实对环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尽快发财致富的欲望。杨丽萍说过，她的剧组招的那些小伙子和姑娘，见了世面后，心再也回不到山寨了。这是很合乎人性的。云南地方的干部见了外面的繁华，年轻乡民见了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他们无动于衷，能够安于原先的日子，那才是怪事！

　　张闳教授在近期的《新民周刊》撰文《〈无极〉：文化和生态的双料垃圾》，斥责“好大喜功和''假大空''的《无极》，显然是当下中国盛行一时的''唯发展观''和''GDP崇拜''的影视版。《无极》剧组在幽雅的香格里拉天然景象上，用坚硬的水泥建立起庞大的''王城''，这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隐喻：它构成了当下中国自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与资本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镜像。”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能说不透辟，却不一定能服人。

　　袁小兵的报道中一位官员同样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游客在城里吃好穿好，坐飞机来去，却要我们保持原来的贫困不变，还说这就（才）是香格里拉，这不是很荒谬吗？”我们应该承认这位官员的要求是合理的。凭什么要人家为“你们”做“保留地”?如果不凭暴力征服，就只能凭互利双赢。

　　“南都”这篇报道的提要讲得很清楚：当陈凯歌夫妇在碧沽天池修筑海棠精舍时，当地政府和村民想到的不是环境被破坏，而是将会留下开发旅游的金字招牌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商机。谁有资格指责村民们脱贫致富的朴素愿望呢？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是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并说“这是一个大政策。”（《邓选》第二卷）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问题。”（《邓选》第三卷）解决地区贫富差距，有对口扶贫，有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等措施，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当地人自己的“西部开发”。

　　市场经济内生的力量，即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对各方都有利的办法，才是可持续、有成效的办法。只有在这样基础上的“开发”才能“拯救云南”。换言之，顾全“大局”的道德说教、饱汉不知饿汉饥的道德谴责，不仅无效也近于无耻；同样，杀鸡取卵式的破坏环境的“开发”也是不智的。从报道可知，当地官员中不少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

　　对于旅游景点开发中的一些浮华的“乱象”，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的旅游业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肯定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参团省时省钱，多跑些地方，多拍几张相（留念兼炫耀），图的就是刺激猎奇，加不动脑子的“放松”。只有那些学者才真正关心风俗的真伪和历史文化的承传。而要普通的中国游客像外国人那样在香格里拉原生态的藏区平均逗留12天以上，显然是脱离国情不现实的——等到中国人有了更多的真正的带薪休假日子，有了1/10的人有更富裕的钱兼闲，他们才有可能作那样的“深度游”。

　　然而，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分层已很明显，国人的闲钱也可望日渐增多。地方官员应当有这种前瞻眼光，对旅游资源的开发“风物长宜放眼量”，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我想，只有这样的“劝说”，当地官民才好接受。

　　至于矿业、水电等产业的开发，也是这样，必须承认当地人的利益主体地位，站在人家角度思谋发展对策，才能让人入心入耳。

(责任编辑：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