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促进北京“厕所革命” 4亿投入用于改造

　　巍峨堂皇的北京故宫以建筑众多著称。不包括厕所在内，据说这个庞大的宫殿群共有房屋9000多间——实际上，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皇宫里，压根就没有厕所。这个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厕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10月10日晚8时，特奥闭幕式彩排在上海市卢湾体育场进行……在古代中国的皇宫中，皇帝和他的家眷使用马桶，产生的秽物，由宫中太监负责带出紫禁城外处理。在中国，上厕所被称作“方便”，然而，直至数百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上厕所——尤其是公共场所的厕所——绝对称不上是一件“方便”的事。为了解决2008年奥运会前后汹涌而来的人流的“方便”问题，北京市政部门近年来罕见地投入了4亿元人民币，用来改造和建设北京的公共厕所。

　　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工程师马康丁被称作是公厕改造专家。这的确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称呼，然而，用来称呼马康丁却最合适不过。这个说话风趣的中年人绝对是一个公厕问题专家。他有些腼腆地说，自己已经和北京的公厕打了整整17年交道；他因此精通和公厕有关的方方面面，头脑里藏着许多可以脱口而出的关于“方便”的数据。厕所改造运动对马康丁来说，2008年当然是北京市“公厕革命”的上好的契机。到2006年为止，全北京城共有各类公共厕所5049个，马康丁说，这一数量的趋势是在下降，因为北京的平房区在成片成片地减少，这些地方都将建成新式公寓，因此，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就随着胡同消失了。

　　马康丁现在主要工作是将老式的沟槽式的冲水厕所，改成有独立便器、独立冲水的厕所。2005年到2007年，北京共改造了这样的厕所3505个。改造的目的是让沟槽式冲水厕所从此消失。但是改造导致了坑位减少，造成了居民早上排队。可见，任何改造都是有得有失的。除此之外，这三年里北京还新建了1000多座厕所。但是市政部门的官员仍然担心公厕不够用。北京市政府呼吁，北京的饭店和商场能够向公众和游客开放它们的洗手间。全民动员只适合特殊情形，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在于增加厕所的数量，并且，改变此前厕所给人的不佳印象。这已经成了奥运之前北京市政的当务之急。

　　从2001年开始，北京每年在厕所上投入的资金都有数千万元之多，2005年，投资超过了1个亿，2006年的数字又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共有5000多座厕所在这一轮指向2008年的改造运动中得到了翻新、改造或者重建。很难想象，如非2008年的急需，市政能够这样连续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改造厕所。在1990年代，资金短缺一直是北京厕所建造和改造的瓶颈。为此，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的改革一样，厕所也开始大规模的收费，一类厕所如厕一次收费标准是2毛钱，二类1毛，上一次最简陋的冲水厕所也要花5分钱。

　　到2002年，收费厕所陷入了一个怪圈，人们想出种种办法逃避收费，随地便溺的现象显然增加了，人们对收费的指责越来越多，最后，政府发现，厕所收上来的钱很难管理和控制，而且，这些钱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根本解决不了资金的困难。收费如厕时代给北京市政留下了若干难题，一些由私人企业投资建造的厕所至今仍在运营期内。这些厕所往往不光是厕所，也是一个小商店，里面经营的商品并不仅限于盥洗用品，而与普通的杂货店无异——甚至还包括了食品。这种经营方式现在成了市政的心事。

　　2001年开始的、长达数年的厕所改造运动，是北京城历史上投入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厕所改造运动，几乎要全面扭转北京厕所的“前现代”局面。奥运会已经成了许多国家在进入现代化阶段时的自我展示手段，它对举办城市的城市面貌往往都有重要的推动，这次，它推动了北京厕所的现代化进程。但这不是马康丁经历的第一次厕所改造。

　　在历史上，北京的厕所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改造运动。1960年代初，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官员随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亲身感受到“旱厕”的恶劣环境和掏粪工人的辛苦，随后发出号召，“一定要革粪桶的命”，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才将北京市8.5万座旱厕转变成水冲式厕所，同时又在一些胡同里新建了3000座“公厕”。马康丁的同事、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宣教处的处长郭卫东对这次改造还记忆犹新。

　　四合院里的厕所是当然旱厕，拆除之后对改善四合院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无帮助，所以，1960年代的厕所改造运动得到了大多数居民欢迎。时间到了21世纪，郭卫东和马康丁主持改造这些1960年代建设的胡同厕所，却遇到了种种阻力。“住户说什么也不再让厕所挨着自家的房子了。”

　　马康丁说，另外，建厕所和许多建设项目一样，需要一个个部门盖章。他为此很苦恼。但苦恼还不限于此。人只要不是恰好内急，厕所在他们看来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开发商拆掉一片平房区，自然也连里边的厕所一并拆光，尽管有规划，但并非每个开发商都乐于把这些拆掉的公厕再还回来。那么，按照现在的进度，北京的厕所能够为2008年的奥运会带来的旅游人群提供足够的服务吗？“有一些地方，排队是难免的”，马康丁说。这是个历史问题。他参与制定的一项规划认为，至少要到2020年，北京才可能彻底解决“不方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