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甘孜 走婚扎坝女儿国[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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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访中，我们和当地老乡的谈话，都是由一名扎坝干部和另一名通晓汉语的年青人担当的，扎坝干部负责把当地老乡的谈话译成藏语，而那名年青人则再转译为普通话。扎坝当地人的语言连陪同我们而来的当地县旅游局的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据同行的人文学者林俊华教授讲，扎坝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与藏语康方言、安多语，以及尔龚语(俗称道孚话)都不能相通，是康区纷繁复杂的地角话中的一种，学术界称其为“扎巴语”。

而学术界对扎巴语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对其语属至今尚无定论。据一些专家认为，扎巴语是一种比较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同藏汉语族的藏语支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同羌语支较为接近，可能属于古羌语的一支。

　　走婚人家肖彭措

　　当我们第二次走近巴泥村时，我们参观的重点便是扎坝最为独特的文明标志——走婚，在泸沽湖的母系社会走婚习俗已被外界炒得热火朝天的今天，扎坝走婚又能带给我们那些异样的惊喜与感受呢？

　　从公路边到巴泥村，得爬一段又长又高的坡，我们一群哥儿们、姐儿们，聊着天，向前艰难挪动着脚步。快进村口时，一块拦在路中央的片石板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回头对古亚东讲：用罗兰•巴特的思维来推理，这块石板是个符号，它代表着这里的村民潜意识中想与外界保持距离，想在充满诱惑的强大外来文明前保持自身文化的传承与继续。

　　跨过那块石板，再上几级用青石板铺起的台阶，巴泥村便到了。我们一行人在空荡荡的村子中走动、拍摄着，一个妇女从楼上平台上探出个头来好奇地看着我们，不一会，我们身边的房门打开了，黑洞洞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然后是这个妇人，再后边是有点含羞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职业的敏感使记者们围了上去，男的主动用蹩角的普通话回答着大家的问题，那个女人站在他旁边神情木然的望着我们，两个小孩子神情紧张得一本正经站在他们的身后。男子介绍说，他叫肖彭措，今年37多，旁边的女人是她妻子，叫卓格拉姆，36岁，身后两个小孩是他们的儿女，小男孩仁青罗布，12岁，小女孩泽拉姆，8岁。

　　据肖彭措讲，爬房子是这里一种奇特的婚育活动方式。男女到了适当年龄，就开始走婚，夜到女方家同居，清晨离去。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晚上必须从雕楼爬上去，只有勇敢而身强力壮者方法以此法获得姑娘的芳心。他本人是19岁开始走婚的。

　　扎坝走婚并非想我们想象的那些无规无矩，肖彭措说，走婚事先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而且，也有一定的时间与年龄限制。肖彭措年轻时，一般只在周未的晚上才爬楼走婚。25岁时，他便与现在的妻子结了婚。肖彭措手指着大门右边的石墙，用手做了几个攀登的样子，他告诉我们，当年他就是从这里徒手爬上了卓格拉姆的家，获得了姑娘的爱。谈话中，小仁青罗布调皮地在他父亲当地攀登的地方向上爬了几米，在大家的惊异声中，他飞快又从墙上退了下来。

　　小女孩泽拉姆一直一言不发的站在人群之中，我上前抱起她，把她放在一堆码得高高的柴堆上，我说：来，我给你照张像。对于久与外界隔绝、无自来水无电的巴泥人来讲，照张像也许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泽拉姆笔直站在柴堆上，双手紧张得僵硬放在身体两边，一脸严肃，我反复叫她放松点，但根本没有用。

　　在她的身后，是一座早已遗弃的雕楼，残墙断壁间长满凄惨的苔藓与杂草，对于泽拉姆这样幼小的女孩，等她长大成人后，走婚的巴泥，生活在等待她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心里惦念着远在成都的我那个眼睛贼亮亮的胖女儿，我下意识按动了快门。

　　文明孤岛的远古镜像

　　在扎坝数日的采风中，除了它独特的民风民俗外，扎坝人的相貌，也让我吃惊不小。那么美丽的扎坝女人，我怎么看都更像东西方混血的人种。在我们到达扎坝的第一天下午，乡政府为我们“接风洗尘”，当他们一再对我抱歉地解释：这里地处偏远，外面的菜品根本无法运进来时，桌上那稀落的几盘菜，竟让我心酸地难以下手。倒是主人一片热情，乡政府的一个副乡长，一个1米8高大的男子，不停地唱着当地的歌谣，不停地敬酒。他脸盘上那高挺的鹰勾鼻子，让他在见到他的第一刻，心中便认定了他身上有古罗马人的血统。

　　“至今整个学术界还没有对扎坝社会、经济、文化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 康藏文化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新建事后说到，“这还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进入过扎坝。其实早在50年代的民族普查中，人们就发现扎坝语同外面的藏语不一样，扎坝地区以外的人根本听不懂。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布凡等几位民族语言专家曾对扎坝语做过一些研究。但至今仍无定论。综合以上专家的意见，任新建认为扎坝语可能属于古羌语的一支。但他同时又认为，很难对扎坝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

　　而长期研究康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林俊华教授更语出惊人：他认为扎坝人既非西夏遗民，也非笮人之后，而极有可能就是《唐书》中所记载的东女国之后裔。东女国兴起于唐代，后为吐蕃所呑并。从此以后，史籍中再不见其踪影。而林教授提出此独一无二的观点，据他考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扎坝文化与东女国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据《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俗女为王”。“有女官，曰‘高坝’，评议国事”。《新唐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表明，东女国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扎坝也是一个典型的女性中心社会。女性不仅掌握着家庭的大权，而且也是家庭劳动的主要劳动力。

　　第二，据《旧唐书•东女国传》记载，东女国服饰尚黑；“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以牛皮船以渡”。他在扎坝调查发现，扎坝人的房屋基本都是五、六层楼高的碉楼，这种碉楼在其它地方基本上是没有的。在服饰方面，扎坝人的传统服装就是自己用羊毛织成的黑色毛质裙，与东女国服饰极为近似。而用牛皮船渡河，这在扎坝及其邻近地区也都是普遍存在的。

　　第三，扎坝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东女国的地域范围是相吻合的。据《新唐书•东女国传》记载，东女国的活动范围大致可以确定为大渡河上游和雅砻江中下地区。这与现在扎坝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完全相吻合的。

　　不管学术界如何众说纷纭，反正在我一个作家的眼中，扎坝，就是一串带着诸多“未解之迷”的人文符号。鲜水河日夜不停地通向远方，河水带来了一切，它又带走了全部。面对逝如斯夫的流水，扎坝人他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他们从何而来，他们几时隐秘扎根于这群山峻岭之中，这一切时光沧桑的奥秘，现在无人知晓，也许将永不为世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