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所成的探险队必有让生命踏实的大本营，这是探险之梦的真正归宿。

　　8年前，我忙于筹备中国探险协会首次穿越哈巴雪山的活动，行前，每晚回家都很晚。有天回家时女儿已睡了，桌上有张条，上面放着糖果：“爸爸，我想等你回来但太晚了，只好先睡了。我不想你去探险，但又不行。这糖，我最爱吃，你在最累的时候吃。”看看行装，一切要紧的物品，特别细心的妻子早准备了。在经过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穿越了雪山丫口时，我把妻子和女儿给的东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那一刻，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品尝着家的甜蜜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她们。”

　　第二次我率队考察滇藏文化带。到西藏阿里迷路了，还翻了车。由于通讯断了20多天，妻子只有在每天的噩梦中捕捉我们的信息。当我风尘仆仆回到家，看到因过度忧虑而憔悴的妻子，心里一阵疼痛。妻子与我差不多是同行，是做音乐人类学的，也需要往野外跑。但多少年来，她一直以我的工作和孩子为重，不知多少次地为了我能安心外出而放弃了各种机会，然后在我回家修整的空隙中抓紧时机再去做她的考察。她深知考察的风险和不易，所以每次我去“探险”，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常人更大。

　　由于职业的原因，这种“探险”有时还会深入到非同寻常的领域。前几年，为了对一种日趋泛滥的群体性“非常意识状态”进行研究，我选择了“巫蛊”这种神秘甚至带有浓烈恐怖色彩的文化事象展开调查。最难得是资料不易得，为了帮我，妻子在怒江大峡谷做调查时，平时连秋千都不敢上的她，却居然憋着气从高悬的溜索上荡过咆哮的怒江，到人迹罕至的悬崖冒险采集资料。为求实证，我欲试一种民间的蛊惑之药：“恋药”，据说撒在对方身上可发挥作用。传说有人不慎将药让自家的猪吃了，结果发生猪狂恋人的后果。我当然不敢试别人，怕有致幻作用，请医院朋友化验也因样本少而无法做，只好在我身上试验。这种事恐怕在别家难以想象，可我妻子深知我的工作性质，非常理性地支持我放心试验以求证。我从心底里感受到妻子的深明大义和信赖，她很娇小，但她与我一样有“探险”勇气，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学术上。

　　当然，结果正如预料，这类东西在我身上根本不起作用。这样的试验让我明白，很多蛊惑行为，是“蛊”由心起，以心理暗示为要。而对于科学的探索者来说，战胜那种群体性蛊惑的大本营也就在我们心中。这项融合着家人理解和付出的研究成果，最终获得学术界认可。还有那个很得好评的《山茶·人文地理》杂志，其实只有我最清楚家人的付出有多大。那份染上几分探险色彩的杂志，它经历的传奇已不用再说。而我弱小的妻子，曾经大智大勇地帮我化解多少难题的故事，远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

　　我们全家都喜欢到野外跑，我们的小女儿小小的就与我们行走在只有马帮能走的艰难山道上。而更多的时候，我又不得不独自离家。这世界值得去、值得试的地方很多，但“探险”，只是个探求和体会的过程。假如没有理解、信赖、支撑探险者理想之梦的大本营，没有亲人与我们的生命相伴，我们在人生旅途遭遇的一切，很难设想能够如此坦荡地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