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华夏儿女绵延600年的乡愁密码
——第三届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研讨会发言摘要（上）
编者按 近日召开的第三届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研讨会，由山西省社科院、山西省社科联、洪洞县委宣传部、洪洞县文物旅游管理服务中心、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有限公司主办，洪洞大槐树文化研究中心、洪洞大槐树迁民遗址文物管理所承办。
专家学者从根祖文化价值、大槐树移民史实、大槐树移民对中华文明影响、大槐树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概括出大槐树精神是创造精神、奋斗精神、梦想精神和团结精神，并从国际大视野、省内新格局的角度为大槐树文化旅游发展的定位、载体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开启了大槐树根祖文化建设新篇章，对传承和弘扬移民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将部分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洪洞大槐树移民史实及其现实意义
---明代京畿地区洪洞大槐树移民史实调研
一、关于京畿地区明代洪洞大槐树大移民的史实记录
笔者于2017年底在北京通州公干，利用空余时间实地顺路走访了通州区马驹桥镇和大兴区长子营镇，并前往国家图书馆南馆五楼查阅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包括北京、河北等地的地方志：例如《通州志》和《大兴区志》等，发现其中均有大量的对大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记录，这恰恰地和《明实录》、《明史》里的记载进行了确凿地相互印证。再加上近年来尤其是第二届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研讨会后，陆续积累的一些相关姓氏家谱等资料汇集起来，形成了最为完整的互证链条。这些详实地记录、父子相传地家族回忆和活生生地实物和遗迹等使明代长达50余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史实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笔者通过梳理，对其中的相关记录，简要地摘录如下（各条信息的排序不分先后）：
1、“……明代统治者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采取军屯、民屯、商屯手段，开展垦种活动，形成今大营、内军庄、东堡等43个聚落。明洪武20年（1387年）在通驻军达20万（此年，大明在军事上统一中国）。卫屯田14.75万亩，占25.28％,其中通州卫6.13万亩，通州左卫1.39万亩，通州右卫9935亩，神武中卫1.52万亩等；……”
2、“……通县地处京东近郊，元、明两朝曾多次从全国一些地区迁民至通州屯田。……”
3、“……明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迁山西太原平阳府及泽、潞、辽、沁、汾州民万户充实北京地区。……”
4、“……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置上林苑监，设蕃育署、良牧等十署，蕃育署设于采魏里（今大兴采育镇），是年迁山西平阳府及山东登州、莱州等地民五千户隶属上林苑监。部分移民安置于蕃育署，饲养鸡鸭，供应内庭……”
5、“……明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魏国公徐达以元遗民32860户屯田北京府管内之地，共置屯254屯。其中大兴置49屯，计5745户；良乡置23屯，计2881户；宛平置41屯，计6166户……”
6、“……明洪武及永乐年间，一则令流徙末年国民回乡复业，另则移山西等地无地或少地农民来京耕种……”
7、“……明代移民，元末明初北京地区人口损失甚众，地多荒废。明太祖、成祖时期，相继采取移民垦荒措施。洪武22年（1389年）迁山西、浙西民于北平。建文四年（1402年）分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口实北平。永乐二年（1405年）分别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徙山西平阳、泽、潞、及山东青州、登莱等州府民5000户隶上林苑监。永乐十五年（1417年）分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地丁口实北平等地……”
8、“……大兴县自然村的命名，以营为通名的有60余村，大部分形成于明代，其中有40余个自然村为明初山西、山东移民所建，而专名多以原籍州县命名，以示不忘故里之意，如潞城营、沁水营、孝义营、河津营、长子营、蒲州营、山西营、大同营、屯留营、留民营等，主要分布在县城东南部，当地移民后裔说“山西有多少县，大兴有多少营”。……”
9、“留民营，明永乐年间从山西省移民成村，因有留民之意，故称流民营，曾名柳木营，清时改称留民营。”
10、“霍州营，明初由山西省霍州移民至此成村，故称霍州营。”
11、“于家务，明初从山西省移民成村；荆家务，明初从山西省移民建村，因附近荆棘丛生，村民多以荆编为业，故名荆家务。”
12、“大皮营，明永乐年间从山西移民建村，因村中有一皮匠手艺超群，远近闻名，故得名大皮匠村，后简称大皮营。”
13、“上下长子营，明永乐年间由山西省长子县移民至此成村，分上、中、下长子营，后中长子营并入上长子营。”
14、“祁各庄，据传明初从山西省迁来王、张、马、周、邢、刘六户，从山东省迁来毕姓一户，因七户再次定居取名七家庄，后谐音改为祁各庄。”
15、“四各庄，明初有四户王姓村民从山西迁此定居，村名四哥庄，后谐音为四各庄。”
16、“魏善庄，据传为明初山西移民建村，初为陈、刘、韩三姓。魏善庄之名始见《大兴县志》，时属公田社，村名或因姓而得。”
17、“定福庄，明永乐年间，曹、吴、刘、陈四户迁移至此定居，名定符庄，民国时期谐音为定福庄。”
18、“下黎城，明初由山西省黎城县移民建村，因北部建有上黎城（长子营乡辖村），故此村称下黎城。该村由原来的大圈子营、小圈子营两个自然村统一合并而形成。”
19、“岳街，明永乐年间由山西移民成村，因有一岳姓满族人在此建庄，故称岳庄子，后改称岳街。”
20、“南北辛店，此处称为进京要道，明万历年间即成为新店镇，居民多为山西移民。后村庄规模不断扩大，析为南辛店、北辛店二村。”
21、“明洪武永乐两朝从山西省、直隶等多处人多地少的地方迁移了五批农民到北平地区垦荒。”
22、“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迁山西太原、平阳、泽潞等地万余户入京。其中有赵、阎、田、孔、郭、梅、王、肖八家落户于石景山地区。今八角村源此。”
23、“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平谷出夫60名。期间，县内迁来大批山西、山东移民。”
24、“明初移民，由布政司编里发迁，或由吏部编里发迁。迁民由后军都督押解送交各地州县辖治，以屯田区域分里甲。”
25、“明永乐年间，西古村的陈家、白各庄村的王家由山西迁来。”
26、“平谷多数村庄都有数百年的古槐，老人们称为落户槐。据传说，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决定从山西移民，衙役们把百姓赶到洪洞县大槐树旁，宣布迁移地点并分别押往各地。移民们上路后，一步一回头，看到的只是大槐树。来到平谷后，移民们开荒建屋，同时在院里或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达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27、“永乐二年、三年（1404-1405年）分别徙山西万户实北京。现今门头沟区人口中，大部分人都说其祖先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但未见族谱、墓志和其他文字记载。”
28、“明永乐12年（1414年），设隆庆州与永宁县。其中榆林、双营、西桑园、泥河、岔道、新庄、东园、宝林、富民与关厢为后十里，安置山西移民。永宁县置五里，其中终食、团山、顺风、米粮、花园五屯安置犯罪官吏和山西移民。”
29、“……迁徙移民，移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自山东随燕王平定北方的军役和难民；二是自山西洪洞县集中后而来的移民……”
30、“燕王扫北后的明永乐2-4年，除上述张、李、赵、刘、王五姓外，还有芦、夏、杨、冯、沈、燕等53姓从洪洞迁来建庄居住。”
31、“正是洪武三年的山西迁民将当地的枣种及生产术带到河北，使献县的枣业又得新生。”
32、“明朝迁入建村定居的有415村，占已知迁入时间村庄的83.5％，其中永乐年间迁入的363村，占明朝迁入的87.5％；永乐年间又以永乐二年（1404年）迁入者居多，有330村，占永乐年间迁入的90.9％。……迁入来源主要是外省。按沧县已知来源的368个村庄统计，外省迁入的有299个村庄，本省外地迁入的有8个村庄；其中山西省迁入202个村，山东省迁入59个村，江苏省迁入6个村，江西省迁入5个村，还有少量北京、安徽、福建等省市迁入者。山西省迁入者居首位，占外省迁入者的67.6％,其中洪洞县迁入169个村，占山西省迁来的83.7％，”
33、“……其中房山区周口店地区办事处瓦井村的刘姓来自山西省洪洞县、西庄村的张姓于明永乐年间迁自洪洞县；岳各庄乡王侯村的王姓于明永乐年间迁自洪洞县、东周、各庄村的李姓刘姓于明永乐年间迁自洪洞县，罗家峪村霍隗（Kui音）陈三姓先后于明永乐年间迁自洪洞县；东营乡曹章村李张冯三姓于明代移民时迁自洪洞县；张坊镇南白垡村的吕姓于明永乐年间迁自洪洞县，片上村的白姓、穆家口村的穆姓、北白垡村和大峪沟村的苏朱二姓、史各庄村的王姓、瓦沟村郭姓、三合庄和下寺村的姜姓均为明朝燕王扫北时随军移民迁自洪洞县；十渡镇平峪村和西庄的晋赵二姓、十渡村和西关上村的齐李刘三姓、六渡村的隗（Kui音）姓、马安村的刘姓均为明代移民，来自洪洞县；蒲洼乡芦子水村的隗姓于明代迁自洪洞县（有统一家谱、25辈为一周期）；琉璃河地区办事处北章村王姓于明代迁自洪洞县，交道镇袁庄村的张姓于明永乐年间迁自洪洞县，官道乡下禅坊村的刘姓由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村转迁而来；南窖乡大西沟村和南窖村的冯姓、水峪村的杨姓、花港村的隗姓、南窖村的霍姓系明代移民，迁自洪洞县；大安山乡宝地洼村和大安山村的杨姓、大安山村和西苑村的王姓系明代移民迁自洪洞县；大安山村的张姓、赵亩地村和水峪村的赵姓于明永乐二年迁自洪洞县；史家营乡青土涧村的张姓迁自洪洞县（其始祖张乾先迁河北省怀来县枣沟村后迁居青土涧村、张坤迁居莲花庵村）；鸳鸯水村的刘姓于明代迁自洪洞县；……”
34、“……到元末时山区干涸持久不雨，又遭兵燹荡劫，实无法生存下来，时移世又迁，天灾碰荒年，大量人口流入到山西，集聚于红铜县，时值明代洪武帝年间，大量移民东迁，开始办理移民公文手续者设于大寺庙，授饷者领路费东迁，当时寺院内有高槐树三株，叶繁枝茂正遇鲜花盛开之际，花喜鹊在此叫喳不停，翻跳上下，似有报喜之景象，流民们整装待迁，均含互恋之情，抔土磕头许愿□有难分难舍之情。但形势逼迫催人上道，有的撒土投石轰打喜鹊不愿离开的过火行动，人们流传出鹊雀窝是祖乡，或说是槐树王，亦有将红铜县说成是鹊雀县或花鹊窝迁来的……等。……”
35、“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一广为传颂的民间俗话，极其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洪洞大槐树在我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炎黄子孙对洪洞大槐树的眷恋之情。据史、志、族谱等文献记载和众多的专家学者调查考证，洪洞大槐树移民，始于金初天辅年间（西元1117-1123年），延至清代乾隆年间（西元1736-1795年），历经金、元、明、清四个朝代，时间跨度达六百余年。移民次数在20次以上，有确凿文献记载的即有18次。其中以明朝洪武年间移民次数最多（10次），移民数量达80万以上，移民姓氏达800个以上，涉及到汉、满、蒙、回四大民族，几乎涵盖了北方常见的姓氏。洪洞大槐树移民，多为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每次移民都发给川资、路引，并根据人口，在安置地发给土地、耕牛、种子、农具等，并免去三至五年的钱、粮、税收等，是历代移民中最为成功的范例。……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历史上移民次数最多、规模最大、辐射地域最广、涉及姓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移民点之一，也是炎黄子孙最为眷恋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二、关于明代洪洞大槐树大移民具有的伟大意义
明代初年发起的洪洞大槐树大移民自第一批开始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649年了，国内学术界尤其是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研究所根据古今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也是非常深入、非常详实，在迁移方向、迁移年代、迁移姓氏、迁移政策、迁民文化传说方面都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和可喜的成绩，相关论文、论述颇丰，笔者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此，笔者结合在北京地区走访考察的一些实际情况，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主要地提出一下我的一些浅见，敬请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1、 明代初年即进行的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是一场自上而下、以“洪洞大槐树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其由皇帝亲自组织发起，并由迁出、迁入地的各级官府衔接配合、共同实施。其组织之严密、实施之坚决、抚民政策之优惠、影响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均衡了人口资源，优化盘活了土地资源，实现了劳动力人口和需要耕种土地的最佳配比。移民政策实施若干年以后即实现了国内政治的大稳定、经济的大发展和国家边防的大稳定，是明王朝统治集团维护其统治实行“四海无闲田”的政治大智慧，这一点是要首先应该予以肯定的。
2、 轰轰烈烈的洪洞大槐树大移民运动并不是一场主动的、自愿的、和平的、牧歌式的移民外迁运动；相反，她是一场被动的、强制性的、突如其来的野蛮迁徙，她并不以劳动移民的意愿为转移，自始至终充满着无条件、没商量和甚至通过暴力手段胁迫维持和推进。当时明政府颁布的条律具体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处。可见此规定相当严格，在移民垦荒政策实施上进行的非常坚决、毫无商量之余地。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对被迁移者的过程控制和定居后的日常管理。对所有的作为移民后裔的今人而言，我们不屈不挠的先祖们通过背井离乡的迁徙运动、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到异地他乡开展劳动、发展生产，已经将无可奈何和对未来的不可预知交给了命运，甚至于赌上了一家子的全部，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了，就是说只有祈求苍天神明来庇佑自己和一家老小了。这茫然无助的行为本身同时也铸就了伟大不朽的可歌可泣的的为后世敬仰的移民文化精神。
3、 明代在洪洞大槐树实行的大移民运动，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使新生的王朝北疆边防得以稳固和安宁。大批移民通过垦荒拓土、发展农耕使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移民们还带来和使用了新的作物品种、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劳作经验，使粮食产量不断得到提高。移民的辛勤劳动提高了粮食产量，对壮大明王朝的实力、巩固明王朝的北部边防奠定了雄厚的物资基础。移民迁到北部边防以后，和当地的驻军一道在职责上交叉配合，经过不断磨合产生了军民融合、军民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根据通州区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千年古镇------漷县》第16页的记载：“……这些（移民）新建村庄分为两种：一种是民屯，村中农民全年用七分（一说为八分）力量用于耕种，用三分（一说为二分）力量用于防御；另一种为军屯，有七分守卫责任，三分耕种责任……”。军屯和民屯的主要职责不同，其各自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正好互为补充，在角色转变中完成了军民配合发展。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明朝，直到公元1387年（洪武20年）总共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目的，汉民族最终完成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在敌我交接、交割处进行了多年的追剿蒙元残余势力的拉锯战，时间跨度长、势力范围上此消彼长，在如此战略、战术环境下，没有众多劳动移民的长期艰苦劳动来提供人力、物力和粮食等支撑，简直是难以取胜的。这样的局面正好印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3年在《杂言诗·八连颂》里的一句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至理名言。
4、 明代初年的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移民史上规模最大、迁移人口最多、涉及区域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大移民，现在全世界都遍布着大槐树的移民后裔。明代实行的大槐树移民垦荒、发展生产之策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空前的，是统治集团借鉴以往历代治国理政经验得出的，她同样也不是绝后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明代的移民象征、作为明代移民时的固定集结地、在此处登记造册并成功地对外迁移了十余次、辗转到全国各地并发挥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其成功经验和做法会被后来的清代统治者所继承和沿用，康熙、乾隆两朝都曾成功地进行了类似的移民垦荒政策，或官方制定政策加以支持引导、或民间灾荒年亲朋主动投靠的迁移方式，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再之后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风潮。建国初，我国在广大的新疆也建立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制度，这也是一种军屯、民屯相结合、以军屯为主的制度；再后来为建设三峡库区而迁走沿线的（重庆市和湖北省）即将被淹没地的群众到全国11个省市安家落户而进行的重大工程项目移民，总共迁移并妥善安置了120万人口。可见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成功推行对后继王朝的政策效仿同样是深远的。因此，笔者在此建议对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有明一代，而是包括清代、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等在重大决策下进行的历次移民，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这样做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洪洞大槐树大移民运动文化的内涵和实质，才是较为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了洪洞大槐树移民文化。当然了，需要说明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清代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基本是在国泰民安、实力雄厚、安居乐业、交通便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要以百姓自主自愿、相互投靠为前提的，以经商、卖艺、手工业作坊、甚至是交替返回洪洞原籍落户生活等为具体表现方式。不管怎样，都早已没有了明代移民的背景和规模，更没有了在移民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艰辛困苦和惨痛不堪的记忆。
5、明初的洪洞大槐树大移民的先祖们在长达五十余年的移民运动进程中还创造了不屈不挠的移民文化精神（这自然是移民先辈们怎么也不曾料想到的）。其精神实质是：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勤奋自律、拼搏创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无畏精神。被圈定外迁的移民们心里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将故乡的大槐树和远隔千里的亲情深深滴埋在心底，只有不断地奋勇前进，直到到达未知的异地为止。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家园、土地、亲朋和熟悉的环境，还不知道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回来一趟；而前途也是未知和渺茫的，过程也是存在着大量的艰难和风险（尽管接收地早已制定了对应的土地、农具种子、免交五年税赋等配套鼓励政策），这是一场精神和体能上巨大的浩劫。只有最后胜利到达目的地的移民才最终实现了体力和精神层面上的双丰收。移民和目的地的土著居民或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或荣辱与共、磨合共生；或保持着晋南原有的、自洪洞县带来的生活、信仰、风俗习惯等固有状态，独自发展农耕生产。这种由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在迁到地独立开展的晋文化传播对各地的文化均带有着极大的引导作用，使得移民们所在地的晋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她与当地的主流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常常出现了两种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彼此消长的局面。经过长期交融、相互影响，在以人数众多的优势移民为基础的前提下（特指在目的地由移民们独自成村的地方），晋文化在社会演进发展中逐渐占据了主流，她融合和吸纳了当地一些土著文化（京南文化和燕赵文化）的积极因素（个别地方融合的因素较少或几乎没有），形成了包括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含婚俗、丧葬、语言等文化）、农耕文化、地缘文化、乡土情结文化、丧葬文化、寻根祭祖文化、剪纸文化、非遗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这由此延伸出的众多文化范畴涉及领域面广量大，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余下的相关研究课题和展开论述工作依然是任重道远、需要相关专家学者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以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以上几点，只是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不周不全不成熟之处敬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华文化促进会召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记燕涛
2018年2月7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